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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孟清:关于乡村建设的几点思考

乡村建设是当下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之后,乡村建设更是备受重视。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特色小镇建设、精准扶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性任务一波接一波;加强村两委建设、选派村第一书记、新农合建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1992年)、取消农业税(2006年)、财政转移、资本下乡、知识下乡、农村工业园(产业园)建设、农业产业园建设等举措力度空前;示范村,诸如旅游村、地产村、大农业村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尽显乡村建设的紧迫性。

1、乡村建设:建设什么

1.1 百年乡村建设课题

中国的乡村建设是个百年课题。梁漱溟、杨开道、费孝通等先哲对乡村建设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尤其是梁漱溟先生提出了乡村建设理论,并进行了长达7年之久的乡村建设实验。梁漱溟先生强调:中国问题全在中国社会本身,要针对中国眼前大局问题,造成必要的政治环境,推动中国的经济建设,并以“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为突破口,催生乡村组织,建设新礼俗,促进科技进步,用乡村自身的力量建设乡村。遗憾的是先哲们的乡村建设实验皆以无果而终。

中国的乡村建设是项顶复杂的人与社会改造工程,面对的是生于乡土社会的中国人和“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不是引进一些资金、技术、能人和建设几个设施就能完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先哲们的乡村建设实验都无果而终,虽然令人遗憾,却亦实实在在告诫我们需要耐心对待乡村建设。表面上,中原大战爆发和卢沟桥事件爆发导致时局不稳是梁漱溟先生第一、第二次乡村建设实验终止的直接原因,但实验“无果”,即没有激发出村民建设乡村的自觉能动性——自觉建设乡村的理性,才是实验无果而终的真正原因。梁漱溟先生的第二次乡村建设实验虽历时7年,且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验,仍无果而终,足见乡村建设是何等的复杂。

1.2 当下乡村建设的主要任务

当下中国的乡村建设较1930年代更加复杂,除了要解决农村人与社会改造工程外,还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解决城乡差距问题。乡村建设任务,也是目的,即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通俗讲是“农村有看头,农业有盼头,农民有望头”,建成美丽、有序、和谐、温馨、富饶、活力乡村,并成为粮食、人力、生态等资源涵养地,关键任务是发展农村经济,难点任务是培育村民的自觉能动性,主要任务是打造村民“安居乐业,无忧无虑”的向上人生:

(1)完善乡村保障,塑造村民知礼守法、崇善向上的公民精神;

(2)建设县级农村工业园和农业产业园,扶持工农商并举,实现乡村自给自足;

(3)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虽然当下乡村建设较以往更加复杂,任务也更艰巨,但当下有以往不敢想的政治环境、科技储备、经济实力等有利条件:政治稳定、农村组织健全、规划体系完善和国家实力允许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乡融合发展”和三产融合发展等政策,已经具备力量去完善乡村保障、建设农村工业园(产业园)和农业产业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只要我们把乡村建设纳入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盘子,把握乡村社会的发展脉络,区分轻重缓急,锲而不舍地坚持,发挥村民的自觉能动性,一件事一件事地做好,乡村建设就能达到幸福的彼岸。

当下乡村,村民期盼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好的教育、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和更惬意的向上人生、,期盼在“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安居乐业,也就给乡村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有幸从事乡村建设者要时刻记牢导致当下农村问题主要因3大因素:一是政治上启动城乡二元结构(1958年建立以户籍区分城乡居民身份的制度),农业支持工业和城市,强制计划生育,加速城镇化建设;二是经济上扶持市场力量和工商业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和人才外流,忽视水利设施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工资性收入(打工经济)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三是西方文化严重冲击乡土文化,不仅要消除这些病因,尤其要避免重犯之。

2、乡村建设:“怎么建”“谁来建”

2.1 把精神建设寓于经济建设之中

乡村建设任务大致分为经济建设和精神建设两类。建设农村工业园和农业产业园、完善乡村保障和改善人居环境属于经济建设范畴,激发自觉能动性和培育公民精神属于精神建设范畴。经济建设是硬核,是看得见、享受得到的实事,是精神建设的物质基础。只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村民从中受益,并从中得到教化,才能顺理成章、持续地推进精神建设,因此,应把精神建设寓于经济建设之中,亦即经济建设应携带上精神建设。

当然,我们也要有精神建设手段,如改造乡约、召开座谈会、开办乡农学校等,把村民拉进团体组织,培育其知礼守法、崇善向上的公民精神和建设乡村的自觉能动性。如重庆市城口县采取“围炉夜话”“乡贤讲堂”“文化滋养”“四度教育”等精神建设方式,提倡“塑魂、破旧、重践、强自、立范”,推进思想、新院、正风、主人、榜样“五大行动”,扭转“等、靠、要、懒、散”思想歪风,激发“我要脱贫”的内生动力,实现了从“争当贫困户”到“争做脱贫户”的转变。

2.2 救济乡村和乡村自救双管齐下

大体上,经济建设得由政府来承担,乡村自身是无力承担的;精神建设主要由乡村自己承担,乡村自己改造自己,自己创办和完善自己的合作组织(农村合作社,乡村群众自助自治组织,定性为乡约组织为宜)。当然,乡村建设,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精神建设,始终是村民自身和自己家园的建设,村民不能成为旁观者,即使政府承担的经济建设不仅不能排斥还必须吸纳村民参加,这是乡村建设的“乡村自救”方面。另一方面,乡村建设缘起乡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的落后与无力,须得有外力推动,即使精神建设也得借助外力来启智,这是乡村建设的“救济乡村”方面。

建设县级农村工业园是乡村建设的当务之急,是持续推进乡村建设尤其精神建设的基础(地方政府和工商资本救济乡村)。建设县级农村工业园就是要让农民和村集体“有钱花”。其一,保障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和稳定收入。只有建设县级农村工业园,才能解决村民就地就近就业问题,才能保障农民的稳定收入。只有当农民有就业保障和稳定收入后,才能让农民安心建设乡村。漂泊千里外出打工,且打工收入远高于农业收入,哪有心思建设乡村。其二,保障村集体稳定收入。当下乡村的很多问题缘出村集体无力,村集体无力的主因便是村集体经济无力。村集体收入小,很多村集体几乎没有收入,这种状况下的村集体很难发挥出号召力、凝聚力和执行力,古训“有钱好办事,无钱鬼不应”是有社会基础的。此外,提高农民的组织纪律性。村民自由散漫,天生只受家庭等伦理差序“小圈子”约束,无组织无纪律。工业园区的工作将迫使其与他人合作和遵守厂规、遵纪守法,有助于培育其公民精神。

县级工业园建设(包括营运)应由县级政府牵头。要根据县域人口数量、分布和结构,规划园区的数量和性质,确保园区富有生命力,确保农民充分、就地就近就业,确保通过建设用地指标的流转稳定非园区所在地的村集体的分成。要建章立制,确保园区服务于乡村建设大局,同时又与城市建设相融合,确保农民有序流进园区的同时又不误农业生产。要为园区正常运营提供优质服务,如便于企业融资、保险、采购、扩大生产和后勤保障等。

完善乡村保障是促进乡村个人财产社会化、盘活乡村财产、稳定人心与乡村社会的有力工具,就是要让农民“敢花钱”,应由国家统一推进(国家救济乡村)。传统的乡村保障是一种土地保障辅以亲疏厚薄差序“小圈子”保障的模式,这是一种可靠性差的自保自救模式,而且,该模式使村民有钱不敢花,从而阻碍了乡村资金的流转或社会化,不利于乡村建设。国家应推动现代乡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加速成形,进一步强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3年始)、最低生活保障(2007年始)和农民社会养老保险(2009年始),进一步完善五保供养、救灾、扶贫等救济和优抚安置制度,扎实推进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医疗救助和教育救助等工作,让农民放心、宽心;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乡村发展保障,顶托农业生产,扶持农村工业园建设。

农业产业园建设主要由乡镇政府牵头(地方政府救济乡村),县级农业产业园则由县级政府牵头,主要目的是发展农业。农村合作社主要由村委牵头(乡村自救),或村委直接改造为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由乡政府统筹、乡镇管理和村委实施。村委和农村合作社的主要职能是发展农村经济,村党委的主要职能是抓好党建和精神建设工作。

乡村建设需要“救济乡村”和“乡村自救”双管齐下,协调协同。启动阶段需要加大外力“救济乡村”力度,增强乡村的自我造血功能,激发村民的自觉能动性,后要逐步放手让乡村“自救乡村”,直至乡村建设步上良性发展轨道。

3、乡村建设:村民资产的增殖与消费

3.1 经济建设应考虑村民的消费意愿

乡村建设要高度重视外力救济乡村,高度重视经济建设,尤其要优先建设县级农村工业园和强化乡村保障,让村民“有钱花”和“敢花钱”。之所以强调优先推动县级农村工业园建设和乡村保障体系建设,是因为这些建设项目让村民资产保值和增殖,自然会受到村民欢迎、拥护和珍惜。不妨把这类让村民资产(或更大范围的财产)增殖的经济建设称为“增殖性经济建设”;相应的,那些向村民收费因而减少村民资产的经济建设可称为“消费性经济建设”,如农村房屋改造、污水处理等项目。消费性经济建设是村民的负担,甚至超过了村民的承受能力,如在仍有部分村民不愿购买医保的乡村推进,遭到村民抗拒便不足为奇。

“村民上楼工程”和“农村污水集中处理工程”是2个村民较抗拒的事例。上马村民上楼工程是为了整治陈旧、破败村容村貌、美化村庄和改善村民居住条件(个别地方也可能还为了土地置换);农村污水处理工程是为了解决污水横流、臭气熏天问题,按理讲应受到村民欢迎,但忘了考虑村民的经济条件和消费意愿,即是否“愿花钱”购买服务。

总的讲,乡村经济基础较薄弱,村民消费意愿较低。乡村经济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农民收入偏低,2019年农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16021元,农民人均消费年支出13328元;二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家庭经营性收入(2019年占比33.5%)和工资性收入(2019年占比40.6%左右)需看天看老板,存在不稳定风险(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较稳定,但只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9%);三是用于居住和污水垃圾处理等生活服务的支出比例一般不超过消费支出的25%,以2019年农民人均消费支出13328万元计算即人均年支出3330元。

以五口之家计算,村民住进一栋占地100平方米的三层半房屋,至少得花费42万元,即使采取20年按揭方式购买,每年需支付1.68万元以上,人均居住支出3360元;又如农村污水集中处理,一些地区提倡打包PPP,增大了管网建设费用,致使污水处理设施及其配套管网建设成本飙升到人均1200多元以上,人均年支出达150元以上(每立方米污水收费高达4元/立方米以上);人均居住和购买污水处理服务的年支出为3510元,超出了人均年支出3330元的支付意愿。如果家庭人口较少,人均支出压力将更大,如四口之家的人均居住和购买污水处理服务的年支出将升高到4350元,有可能超出家庭承担能力。

3.2 乡村建设常遇到的三个问题

这里围绕村民资产增殖和消费,涉及到了乡村建设的三个方面,也是乡村建设常遇到的三个问题,从中可挑明乡村建设好坏的判断标准。概括如下:

(1)增殖与消费的关系问题,通俗讲,即“有钱花”“敢花钱”“愿花钱”之间的关系问题。要优先上马增殖性经济建设项目,让村民有钱花和敢花钱。要在村民“有钱花”“敢花钱”基础上才上马消费性经济建设项目,而且,制定融投资模式、建设模式和收费标准时必须考虑村民的消费意愿和经济承担能力,即使像新农合医疗保险类等乡村社会保障项目也应根据村民的消费意愿和承担能力制定缴费标准。

(2)面子工程与精打细算的关系问题。救济乡村其实是城市救济乡村和城里人(企业家、知识分子、机关团体等)救济乡村,带点城市色彩和搞点“面子”形象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始终要记住,救济的对象是需要外力救济的乡村及其村民,需要因地制宜和精打细算,搞出的东西要具有乡村气质和为村民认可,不能移植城市那一套,如在纯农业地区建设大型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只会落个“吃力不讨好”的烂尾结局。一些人移植城市的生财之道,耍奸商逻辑,把小事搞成大工程,图谋从乡村那里挣横财,这就是不厚道了。

(3)“止病痛”与“治病根”的关系问题。乡村存在“贫、愚、弱、私”等问题,更存在“愈贫、愈愚、愈弱、愈私;愈私、愈弱、愈愚、愈贫……”般金钱、智力、权势和境界之间的因果相循;相应的,乡村建设也存在两种取向。取向一是只看到乡村问题,用西医疗法来“止痛”,如送钱、建房、建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等,即授之以鱼;这种建设见效快,表面好看,但不持久且不能根本解决乡村问题,甚至加重乡村的负担。取向二是用中医方法斩断金钱、智力、权势和境界之间的因果相循,根据病因来安排乡村建设,授之以渔,提高乡村的自我造血功能,县级农村工业园建设和乡村保障建设就属于这种取向,本来是要解决乡村问题,却先解决就业与保障等人的问题。

至此,我们分析了乡村建设的“救济乡村”和“乡村自救”、“经济建设”和“精神建设”、“增殖性经济建设”和“消费性经济建设”、“有钱花”“敢花钱”“愿花钱”等概念及相关理论,尤其是明确提出了乡村建设之各类建设的优先等级。各地可据此来评判目前乡村建设的合理性。